跟朋友去看了電影《沉默》。進場前大概知道日本的島原之亂，以及後續的教難。

故事的背景是日本開始禁教後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耶穌會士，在日本叛教的事件，引起了兩位耶穌會神父的關注，他們決意到日本的九州，尋找恩師的音訊。

故事發生在十七世紀，當然兩位神父不會是為了掃貨浸溫泉睇熊本熊。事實是因為那時還是鎖國時期，Rodrigues神父需要在漁民的協助下才能偷渡到日本。在漁村，他們遇到了虔誠的教友，甚至他們餓極吃東西時，看見教友先祈禱，才意識到自己忘了祈禱。當神父到其它村落探望村民教友時，村民不停要求聖物（神父用草織成十字架），甚至連自己的唸珠也拿來與教友分享。想到早期教會，為了逃避羅馬帝國的迫害，教友也曾以餅魚作為宗教的象徵（五餅二魚）。以十字架作為一個象徵物，可以理解，但人會否過份倚賴這些物質去說明自己的信仰？（想起陳德雄神父說的「搵主教拆聖堂」的故事，不少教友會將已損壞的聖物交予神父處理，甚至有幼稚園在拆除耶穌像時，工友覺得「唔老黎」的情況）

電影不乏描述踏み絵（踏繪，將刻有聖像的銅板放在地下供人踐踏，以表明自己並非教徒）的情節，以前在日劇《大奧》中看過類似情節，事實是在長崎的大浦天主堂，也曾見過類似的展品（那時日語還不很好，看見展品時還以為是類似地磚的裝飾）。今時今日，我們都在講信仰自由，自己上宗教課時，那些在教壇上的大哥常常會說「141」（基本法第一四一條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，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，不限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）。「信教」是一件比呼吸還自然的事。不過那時的教難，並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。那些大老會說踏板不是什麼事，只是象徵式踩一下就可，不過不踩的話隨時會有殺生之禍。反思一下，自己有沒有珍惜這個自由的空間，堅強自己的信仰，還是把那些曾經被故人認為是不可背棄，比生命還要重要的救恩，當成是可有可無的東西？

電影末段，Rodrigues神父終於與恩師，已改名澤野忠庵的Ferreira神父，老神父問Rodrigues神父，說到那些犧牲的教友是為Rodrigues神父而死，是否值得。作為一位宗倫科的老師，我固然可以用「義務論」去解釋這些人的犧牲是加害者的問題而不是Rodrigues神父的問題（我常以女友去金鐘站放火的故事來帶領學生反思，不幸的，上次講完這故事，就發生了尖沙咀站的縱火案），不過平心而論，當自己身處其中，又會否如斯冷靜，想到這種道理？

電影中的兩個日本人也是一條很有意思的「線」，先說那個表情和藹，氣定神閒的井上筑後守，禁教令的忠實執行者，我當然明白那是為應對島原之亂的政治決定。不過諷刺的是，井上本來也是一個基督徒，亦也許如此，他才會想到叫教友「輕腳踩下就算」的交差手法。畢竟因禁教殺人，以當時的規模，相信對九州地區的生產力，做成不少的壞影響。與他相反的小漁夫金次郎，看著不願叛教的家人被燒死，流落澳門，跟著兩個神父回日本。不過一次又一次的出賣Rodrigues神父，又把「踏繪」當成例行公事處之泰然，之後一次又一次的告解求寬恕。如Rodrigues神父所說，覺得他是一個「甚至不能(配)稱為魔鬼」的罪惡。不過金次郎最後卻在作為已叛教的Rodrigues神父的家僕，進行一次踏繪後，被授出身上的聖像而被捕。中國人常說「仗義每多屠狗輩」，我倒想起了富貴少年的故事，也許是得到太多，才不願放棄。故事中的金次郎，孑然一身追隨上主，縱然是個貪生怕死之徒，最後還是選擇了殉道。不禁問問自己，有沒有這種勇氣。

也許人是軟弱的，但求主，叫我不要遇見試探。亞孟。